万恒娱乐-1956注册2000年以前是一个最为吃香的名字，在特定的时间段和范围，它的影响力甚至隐隐超过同期的计生办。

　　恩施的白肋烟，在全国都极为有名。根据恩施官方的数据，作为全国烟叶生产重点产区之一，整个恩施州烟叶种植历来都是各地区当地的主要富民产业之一。近几年来，恩施州烟叶种植规模基本上稳定在35万亩、80万担左右，烤烟产量占湖北省总量的70%左右，白肋烟产量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

　　白肋烟因为烟叶正中间和四周的脉络都是白色而得名。这种烟叶宽大，柔韧，晒干以后油性足，香味浓，是制作卷烟的优质原材料。恩施地处云贵高原喀斯特延伸地带，地下溶洞多，土地湿润，为黄黑沙质土，很适合白肋烟的生长。

　　烟草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站里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三件事：卖烟籽，视察烟叶生长情况，收烟叶。

　　每年腊月，老百姓去烟草站购烟籽，报数的时候，精确到几分地。烟草站根据所报数目，确立烟籽多少。并按照表格，统计哪家哪户，买了多少，预估多少。

　　如果没有出现大面积天灾，收烟时出现严重的数目漏洞。意味着农民们将烟叶私自卖到了别处，烟草站查到了真相，会对整个区域进行封杀。不再给你烟籽卖，也沿途设关卡查处私卖行为。让人望而生畏。

　　一株烟通常留二十来片叶子，烟叶长到半大程度，必须把顶部和叶片之间的小芽都掐掉，防备营养过散、长得太高导致的叶片短薄，品质低劣。

　　掐顶选择在早晚时分，相对凉快。这活顶着大太阳没法干，因为烟油太冲，烈日一熏，头一下子就晕了。此时烟叶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掐顶的人只能弓着腰，一行一行的穿行过去。远远看过去，一模一样在给每株烟挨个鞠躬。身体再好的人，掐完了顶，没有不好好拍半天腰的。

　　这之后烟叶茁壮成长，到了盛夏孩子放假的时候，恰逢摘烟，全家老小遂一起出力，将烟叶从田头收到挑头。

　　摘烟叶在我们的方言里形象地被说为“挎烟”，这大概是“剐烟”的异音。描述烟叶被一片一片从植株上撸下来的动作。女人们摘，男人们背，家里则由小孩子划烟。

　　所谓划烟，是用特制的烟针（一种小木片上面钉了五颗绣花针针头）划破烟叶叶脉上那根肥大多水的主筋，便于晾晒。

　　此时唯有假装说要写暑假作业，方可稍微逃避一下。大人忙碌了一天，晚上用草绳拧着把烟叶编上去，就叫上烟。上烟讲究一次两片，一正一反，避免有筋络的靠得太紧，出水粘连，久久不干而沤烂。

　　早些时候，普遍的穷，无法专门搭建烟棚，屋子周围所有能挂物品的空间全是这一绳绳的烟叶。外来人看了估计是无法理解，疑惑这些人家为何满屋子都是这些东西。

　　烟叶值钱，人多地少的乡下到了晒烟的日子，时常还会出现偷烟贼。他们抓住半夜下雨的机会，借着雨声雷声，偷偷神不知鬼不觉把别人的烟全部下走，一年的收成就这样打水漂。

　　有一年我们队上都遭了贼，事后抓了很久，大家心知肚明是谁偷的烟，却苦于没有实际证据。只好在来年多多防备。

　　烟草站的人坐在站里，等着人来卖。那时候没车，同样是全家出动，背着一捆一捆漂亮的四方墩烟捆子，踏着十几二十里山路，排队卖烟。

　　烟叶分下中上三层，每层有一二三品。价格最好的是中部的一品，叫中一。当然了，只要沾上“中级”的价格都高。打几级几品全在站里人一念之间。有可能家里中一的烟，别人给你打个上一。也有可能下一的烟，给打成中一。这全看站里人的心情，以及跟你关系的好坏。

　　烟全卖完了，可是到手的并不是现钱，烟草站的人给人们一种红色的印有面额的票票，叫做花票。等他们把站里的烟叶全部交付，拿到了钱，农民再来凭票对付。

　　也有那种败家子，卖完烟就在站里旁边的铺子打麻将，将几千的花票输得干干净净。

　　快要年终，烟草站在卖烟籽的同时，兑付花票。持家谨慎的人，终于可以拿上厚厚一叠现金，过上殷实有味的春节。

　　我小时候最爱卖烟的季节，我会跟着大人背二三十斤烟，最后换到几斤当季的新鲜橘子，享受舌尖上的秋收。

　　烟叶是最值钱的经济作物，产量高，回报直观。唯一的缺憾是家里的地太少，每年就那么点收入，久而久之，看不到希望。

　　白菜辣椒可以种几茬，量又大，价格又高。最重要的是，相比较种烟而言，它付出的劳动要少得多，而且不需要看人脸色。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刚刚修好的黄泥土路，只能供三轮车和小型农用车同行，收购商的大卡车，进不了村！

　　白菜辣椒成熟的季节，只有一小部分得以及时被买走，剩下的，全以飞快的速度，在淋了几场雨后，腐烂起来，热烘烘腐烂的生白菜生辣椒，比死猪肉还难闻，臭得人作呕。没烂又卖不出去的白菜，喂猪喂到猪都吃腻了。

　　恩施的大白菜继烟叶以后，成为了一张新的名片。可惜这张名片属于交通条件好的乡镇，特别是硒源小镇这些地方。他们成为富硒农产品幸运儿，走出了省。

　　而经历挫败的偏远地区的农民，再次意识到还是烟叶靠谱。他们选择了在保持烟叶种植的基础上，再在四成土地中，匀出二成探索其他的经济作物。做出这种尝试的底气，是农业税的减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形色色的中草药开始小规模长进了熟地农田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贝母、云母香、当归。

　　不过这只是小规模的尝试，并没有赚到太多钱。毕竟药草的照顾成本，比烟草高太多了。病虫害，生长周期，付出比例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承受力。

　　恩施号称黄连之乡，著名的鸡爪连，被誉为天下第一苦。这一物种因为独到的品质，在药材市场声名鹊起。那些种黄连的大户，碰到了这个机会，一下子成为“百万富翁”。这在2000左右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当时一般家庭一年可能也就七八千一万块左右的收入。种黄连致富的案例让他们异常兴奋。

　　种黄连只要在山上开垦荒地，搭上棚子，撒上种子，等上三年，起出来就可以卖。

　　无以数计的黄连棚在山上逐一搭建起来，这甚至抬高了搭棚子的工价。一个工人搭一天黄连棚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跟当期的建筑工人差不多高了。

　　有些单身汉，靠着搭黄连棚挣足了钱，玩够了留守妇女，这钱又落入这些女人的包包，成为远近闻名的风流话。可是等到打工的人回来，个个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单身汉只能隔着菜园和别人打招呼，那些风流话被鞭炮的喜悦炸入了红尘，最终消弭。

　　黄连在山上经历了三个冬天，大雪一次一次的覆盖、融化。黄连的叶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他们的改变也并没有止步，在发现烤烟和白肋烟的竞争后，农民们开始有意识的通过调配两者的种植比例来争取更高的利益。

　　这是在经过六七个年头以后，农民们第一次从烟草站手里取得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这也是因为大量精壮人口的外出务工，太多良田被闲置，留守的人们用极低的价格将地租下来，完成的新型集约生产的转变的结果。

　　就是在黄连加速生长，人们渴望这些苦涩的物种给他们带来甜蜜生活的三年当中。

　　道路硬化的政策，终于落实，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公路，沿着深山密林，进入千家万户。

　　大卡车也终于能够畅通无阻走进恩施偏僻的山村。当它把一车车烟捆送达到烟草站。

　　那个需要全家人一起出力，背着大捆烟叶汗流浃背卖烟的场景，像清晨的浓雾一样，伴随汽车尾气，消失了。

　　在经历三年的等待和生长，农民们突然发现，耗费三年的等待，花了大量钱财维持的黄连棚。它生长的那些东西，又不值钱了！

　　以前卖到七八十甚至上百块一斤的黄连，现在只能卖到一二十。它几乎还不能填平垦荒，买种，搭棚的洞。

　　种黄连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成本，但它的现金投入和时间投入，好像没有迎来如预期那样的回馈。

　　大部分农民害怕黄连继续跌价，急急忙忙挖出来，炒干上市，出售。堪堪回本——三年前的本。

　　他们抱怨再也不种黄连了，感叹这玩意要赚钱要看命。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些老黄连种植户，纹丝未动。

　　烟水配套的政策进一步齐全，老百姓的选择更多了，他们的尝试也更多了。有人再次种起了白菜，有人开始承包鱼塘，有人搞起了小品种水果种植。

　　人们都在说，某某某过世，留给他儿子几分田的三七，卖了七十万。某某某过世，留给儿子一点点三七，卖了三十万。

　　可是三七跟他们认识的所有的药材都不一样。它需要十足的熟田、肥田，得种到三年以上才值钱，而且种过一茬，地要养好几年才能再种。

　　三七发展的两年，正是智能手机普及的几年。农民们不仅种上了三七，还给自己起了个xxx三七种植的网名，出现在微信、抖音、快手的短视频中。

　　这是趣味横生的几年，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这种个人姓名➕药材名的组合方式，称霸新媒体。

　　有一部分留守的光棍，迎来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期。不仅承包了大量的田地，获得了丰收，他们个人地里的药材，也成为财富的一种象征。他们迅速得到改头换面，在耍了很多留守妇女，留下新的花边新闻后。找了穿金戴银的老婆，坐镇炕头。

　　逢年过节，他们全家开着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总有一些女人，愤愤切齿，怒火中烧。

　　在这过去二十多年巨大的社会变动中，土地、人口和乡情，一次次在农村的炊烟中完成升华，人们谋求财富之道，从蒙昧中逐渐找到方向，越过越好，好像很突然，又好像顺其自然。

　　从烟草到三七，人们手里的实际的地并没有变多，但因为时代和政策的变化，大家的探索越来越多，路子越来越宽。

　　事实上，农民发财致富远远比城镇人口要难，因为受限于地，受限于见识，受限于手中的资本，他们需要在保证口粮的基础上，才敢探索经济作物，获取经济提升。

　　而种菜和种黄连失败，既有交通的原因，也有信息闭塞的原因。当许多类似的尝试失败，农民只敢回归烟叶，这是人们迫于现实安稳，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今天，就算是曾经最不被看好的农村光棍，也在时代的推波助澜下，完成转变，成家立业，功成名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有了远远超出烟草站工作人员的威望。

　　要知道农村的经济作物，并非是种了出来，获得作物丰收，就是成功。它更加依赖交通枢纽，信息渠道，现金流等等重要软硬设施。没有这些做依托，千万种尝试，也不过换来千万声叹息。

　　2016年，我曾经披着鹅毛大雪走过故乡的小镇。这里曾经是破破烂烂的街道，大街的正中央，有一口巨大的深潭，潭水常年绿莹莹的，深不见底。在过去几十年，它一度是街上的一个象征。但那年我回去时突然发现这口潭已经被填平，上面夯实了坚固的地基，一栋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那个冬天我兴致勃勃，突然想重走一遍小时候上学的山路。几十里山路，过去被踩得亮浩浩的石头小径，已经长满了茅草——人们习惯了坐车，已经几乎不再走路，它被荒废了。

　　山中一块块的田，全是新型种植农业，以药材为主。据说故乡最大的山顶沼泽正在规划鄂西最大的滑雪场，有远见的农民已经早早开始修建避暑山庄。

　　我在山顶闻着浓浓的药材气息，看到山下小镇浓烟灰尘在汽车后面洋洋洒洒，感慨万千。

　　时代的发展终于让农民们有了移居城镇，摆脱苦难的基础，可是，也似乎有一些无法再现的纯真永远消失于洪流。

　　所有人都为了安身立命推动滚滚红尘，不经意间天翻地覆，世界最终给了我们什么答案，这依旧还需要时间。

　　我们镇上曾经有过蚕茧公司，我们村曾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养过蚕，别的村也好多好多。我家还有一个养蚕大棚。

　　但是，蚕茧公司控制了价格。你的蚕茧也必须卖给他，价格都没得选，它收多少就多少没有议价权。

　　蚕茧公司会挑出一些残次品或者双生的，价格压的极低，没有卖的价值。我们会提前挑出来，剪开吃新鲜的蚕蛹。剩下的残次品茧还会有人偷偷的收，可以卖一个好价格。卖的时候就跟做贼似的，悄悄的。

　　因为哪怕偷偷收购被剪破残次品茧的人被抓到都会被整的很惨。。。别问为什么会被抓到，也别问被打被搞了为啥不报警

　　那时候没得选择。你一个农民没有任何办法弄来钱，可是孩子还要上学，家里赶集买块肉都买肥的，要熬猪大油吃的。再低的价格也会有人做。

　　我爹在我出生前为了赚生孩子的钱还去威海打过工，我不知道工作累不累，听同去的邻居家三哥说过。夏天三十多个人住在大通铺里面，没有风扇，全是蚊子。

　　后来我爹和我二大爷合伙买了拉糠机，其实就是粉碎机，那时候谁家不养猪啊。买机器的钱是找我大姨夫借的。

　　那时候乱，苹果园旁边种酸楂的。晚上一群人把他们夫妻俩叫醒，让他们把狗给绑起来。他们要带回家吃，我们果园这边没有抢狗的，只是有一年有个老头被打晕了，也都不了了之。

　　果园不行了才种桑养蚕，之后不养蚕了，大棚种草莓西红柿。期间还种过西瓜，种过黄烟，种过大蒜。

　　生活从来都不易，我不知道你们生活的有多好，我知道我们这还不是最差的。我们这往东三十里，山里的生活更不容易。

　　以前某电视台有个叫《致富经》的节目，里面讲的都是一些特种养殖、种植的内容。

　　既然叫《致富经》，这里面讲的东西肯定是能挣钱的，而且还不少挣钱。于是，也有一群人跟着电视里教的东西，自己去进了种苗来种或者养。

　　很多地方之所以能形成一些农业特色产业，是因为规模化的种植、养殖不仅可以降低成本，拓展销路也比较方便。譬如说，某地有1万户农民种植哈密瓜，年产量50万吨，那么对于水果收购商来说，就值得专门的在这里建个业务点，然后找车来把哈密瓜拉走。之后，再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送到超市、水果商店、农贸市场等地方。

　　而假如说某地只有10户农民种植哈密瓜，总产量20吨，而前几天我家附近的超市里，哈密瓜的价格也还不到2块钱一斤。就算这10户农民能按照2块钱一斤的价格把哈密瓜卖出去，也不过是8万块钱，户均8000块钱而已。

　　为了这8000块钱，农民需要自己对接超市、对接批发商以及各种渠道——且不说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就算他们有，这个对接的成本也是非常之高。而这个产量，指望批发商专门的派几辆车过来拉货，也不现实，要是选择自己找车过去，成本又不是农民能负担起的。

　　如果说农民选择自己卖怎么样呢？看似可以，但水果的储存需要专门的条件，普通农民肯定没这个条件。要是摘下来十天半个月卖不出去，那这些瓜也就砸在手里了。所以，种植户宁愿按三毛、五毛的价格卖给批发商。

　　何况，就算是真的销售渠道问题解决了，种植高价值作物，就真的成了？也不一定。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自媒体做的非常好。前两年，她在自己的自媒体号上发过一篇文章，是说自己的亲戚比较悲惨，家里中了十几亩苹果卖不出去，想借着公众号卖一卖。她老家的苹果，我是吃过的，味道的确不错，而且看着他公众号上卖的苹果，价格也挺合适，于是就下单买了两箱。结果，苹果收到了之后，我发现这个苹果的质量其实并不算好——苹果的口感倒没有问题，只是估计缺乏种植经验或者是一些技术跟不上，苹果的外形并不匀称，也能看到各种疤痕。这样的苹果就算再好吃，一般也很难出现在大超市这些渠道里，这个卖相实在是不怎么好。

　　实际上，“苹果”、“哈密瓜”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类水果的统称，就如同“汽车”是一类出行工具的统称一样。但是，在市场中，“汽车”行业存在着成百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品牌，在产品分类上又可以分为两箱车、三厢车、跑车等等，某一年A品牌的SUV卖的好，不代表乙品牌的SUV也能卖的好。放到这些农作物上，任何一种普通的水果都可能存在几十个、上百个成熟的商业品种，而不同的品种的水果，大小、颜色、甜度、耐储存性等等都各不相同。你觉得种葡萄挣钱，然后种了巨峰，结果发现今年阳光玫瑰卖的更好，那你有什么办法？

　　在很多主要的水果、蔬菜、肉类等的产区，批发商是可以直接对农民提要求的，比如我要采购什么品种、什么规格的东西，然后农民按照批发商的要求进行生产。如果当地从事这个产业的人非常多，很容易形成规模效应，质量也相对容易把控。但假如说一个地方就那么一小部分人干这个，作为农民来说，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很容易像我那个朋友亲戚种的苹果一样，在外观、大小等方面出现各种问题。

　　我小的时候，我生活的那个小镇，特色农产品是大蒜和蒜薹，全镇差不多有一小半人，大概一两万户家庭都靠这个挣钱。指望农民自己卖蒜薹根本不可能——在全镇一小半人都种蒜薹的情况下，本地根本不缺蒜薹吃，很多时候甚至是白送都没多少人要，真的是吃恶心了。

　　那时候，每到蒜薹上市的季节，我爸作为政府机关人员，就会被安排到几个村子里，帮着组织村里的人收蒜薹、联系销路。蒜薹这东西，常规种植的上市时间是5~7月份，正是天气逐渐升温的时候，只要几天之内运不出去，一多半的蒜薹就蔫掉了，没法再卖了。

　　最后，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是镇政府联系了大企业，在本地建了多个大型冷库，蒜薹采摘后直接入库，然后再慢慢销售。但话又说回来，值得经销商建冷库的前提，是你这地方的产业得成规模，就那么几个村的人种植，加起来也卖不出几百万，也就不值当的花这个钱了。

　　所以，这事说到底，农产品本身就是非标品，在工业化社会想要卖得好，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标准化——你也不想你在楼下水果店买的水果，今天的味道跟昨天的味道不一样吧？而想要标准化，也就只能规模化或者大农场化，几万亩、几十万亩地种植同样的品种、使用同样分量的化肥、农药等等，这样“高价值”才能最终变现，否则单纯把东西种出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一个天然的、未经人为干扰的市场里面，任何高收益的行业都会快速聚集大量资本和生产力，让平均收益水平迅速下降到正常值。传统的农民作为资本市场中最弱的一部分投资者，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是血本无归。

　　同时，不受人为干扰的市场是根本不存在的，大量的资本投机行为一定会扰乱市场秩序，你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阻止资本兴风作浪，不可能完全根除。传统农民对抗资本扰乱市场的行为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贸然投资高收益农产品极易成为被扔在高位的冤大头、接盘侠。

　　稻桑复合种养殖是我国一项传承已久的高效农业模式，水稻田的田埂上种桑树养蚕，蚕沙（粪便）再回田提高肥效，井研县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井研县属于是四川盆地内部龙泉山脉的一部分，远离岷江冲积平原，田地以梯田为主，人口密度大、粮食产量低、土地资源不足，本地人一直都在进行稻桑复合种养殖以提高收入水平，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

　　在90年代之前本地丝绸产业也相对比较发达，有好几个绸厂。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养蚕的记忆，从“茧站”领回来巴掌大那么一块蚕种也就是刚刚孵出来的幼蚕，把桑叶切得碎碎的喂，不多久就会长成白白胖胖的大蚕，一顿要吃整整一背篼的桑叶。这个活儿不需要什么体力，一般就是我们小孩子干，背着背篼去桑树上面撸桑叶就是了，只不过蚕长大后一天要跑好几趟，还不能有露水、不能不干净。

　　很快桑蚕开始结茧，这时候要开始“纺草龙”，用上半年收割的小麦秸秆和往年的稻草一起做成一种长长的圆筒，上面全是小麦秸秆，用来给桑蚕结茧。

　　这时候开始，桑蚕不再吃桑叶，爬到草龙上面摇头晃脑的开始吐丝结茧，没几天就是一片洁白的蚕茧。用手把这些结得结结实实的茧子摘下来挑到茧站卖掉，就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了。

　　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与桑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一起度过的，这种声音具有很强的催眠作用，要等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这个声音有多么的不可或缺。

　　还没完，到了茧站以后，这些蚕茧经过分级，送到县里面的绸厂抽成生丝卖掉，这条产业链在井研县算是完结。我有不少堂哥、堂姐就在绸厂当工人，当时是我们生活在农村的人羡慕的对象。

　　生丝一般是卖给浙江一带的纺织厂，以精湛的工艺纺织成丝绸制品出口创汇。在当年外汇极端缺乏的年代，随随便便卖几颗“东风3”就能顶整个外汇储备的年代，这种产品不仅仅是惠及农民的事情，还称得上是一种战略物资。

　　整个井研县的丝绸产业遭到灭顶之灾，起因居然是有人来“投资收购”。根据上面的描述大家应该很清楚，井研县传统丝绸产业是计划经济下的模式运行着，到了90年代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苏联解体后世界上除了市场经济模式没有一丝一毫的其它经济模式，从消费市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这时候“双轨制”已经到了末期，计划经济转型不得不进行，“想睡觉有人递枕头”，就在这个时期有“新加坡”投资者宣称向井研县丝绸产业投资。当然，他只是收购几个绸厂，不可能给我们这些普通农户一分钱，这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后来的事情套路就非常熟悉了，大家都耳熟能详，无非是国有资产贱卖、工人下岗、工厂破产，整个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一直到2018年左右我才搞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该“投资者”实际上只花了不到100万人民币的成本，就对一个县的丝绸产业来了个釜底抽薪，算上他在资本市场和其它方面的收益实际成本甚至没有这么多，我个人估计实际上他可能是盈利的，这其中的具体细节我就没办法证实了。

　　乡政府刚开始还到处刷标语：谁挖桑，谁遭殃，但是这种口号式的标语很显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农民养出来的蚕茧根本卖不掉，没有任何销路渠道。我记得那一年的蚕茧实际上是大丰收，蚕茧个大、质白，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蚕茧。我和父亲老早就知道茧站“垮台”了，还是碰运气挑去试试看，其实早在1993年秋天就已经有茧站收购量变少的情况，到了1994年，大家都很清楚是个什么结局了。

　　蚕茧只要在结蛹期间不处理，几天时间就会破茧钻出来一条飞蛾，这个蚕茧就报废了。

　　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情景，那天太阳特别大，晒得人脖子都在发痒、刺痛，我背着一背篼洁白的蚕茧，我父亲挑着两箩筐，翻了一整座大山来到茧站，茧站却已经人去楼空。过了好半天才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是老茧站的站长，他来告诉围在茧站门口的一大片农民，茧站关门了。

　　这些农民哪儿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在他们心目中，茧站怎么可能关门？茧站，与政府几乎是同等的存在，怎么会有“关门”这种说法？他们把茧站站长围在中间愤怒的声讨，差点就要动手打人，我也围在人群中在烈日下气得脑门子都是麻木的，我想当然的把责任归咎于这个站长，是他个人偷懒导致我们白跑一趟，在那时候我的心目中所谓的“关门”类似于工作人员集体放假这个概念，愤愤不平于“农民”与“工人”身份地位不同的愤懑。

　　最终我们不得不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烈日下的红黏土地被晒得发白，烤出来的热气顺着裤腿往上钻。每次卖掉蚕茧，我都会央求父亲给我买一瓶两毛钱的橘子汽水，那是童年时期难得一见的美味，那天我一次又一次的望向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说出我们父子俩的暗号：“爸爸我口渴”，父亲除了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

　　随着丝绸产业的毁灭，紧跟着就是那种两毛钱一瓶的橘子汽水，以及它背后的柑橘产业，还有机械制造产业，一个叫“卫东机械厂”的小型发动机制造厂。套路都差不多，“投资收购”然后突然就破产了，县城里到处是下岗职工，依附于这些产业的初级产业也遭到釜底抽薪。农民们不但挖了桑树，也挖了柑橘树，也没有便宜柴油机用了，日子进入最艰难的几年。

　　我的几个堂哥堂姐也下了岗，各自想办法自谋生路，有的搞了台三轮摩托车拉客，有的回农村种地，有的南下打工，有的做小买卖。毫无疑问日子都过得极其艰难，我有个堂姐年龄其实比我妈还要大，到现在都喜欢过那种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日子，尽管她儿子我侄子一个月家庭收入接近五万。

　　农村里面是一片末日景象，本来就刚好平衡的土地资源立刻岌岌可危，失去了桑蚕和柑橘产业，只能回归纯粹的粮食种植，农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涸泽而渔，否则就是饿死人。93年的时候发大水，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能去河沟里面抓到不少的鱼，到了96年，河沟里已经一条鱼都不要想抓住了，有人用药把整条河沟搞得干干净净。97年左右山上连柴火都不要想捡到一根，有时候煮猪食，我不得不跑好几公里才能搞到足够的柴火。

　　稍微站高一点，下雨天你能看见大地流淌的血，失去树木以后水土流失严重，下雨就到处是水在乱窜，裹挟着红色的黏土活像是大地母亲伤口里迸射的鲜血。

　　这几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难以磨灭的记忆，也算是在饥荒的边缘走了一回，从此以后我不相信什么“资本的力量”，更不相信投机取巧。这场危机最终没有成为饥荒还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幸好当时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起来了，农民和下岗职工开始出去打工挣钱，虽然必须要面对家庭的分离，却总不至于饿死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某个新加坡的“白手套”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资本，这个套路其实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对中国围堵的一个小插曲。新加坡商人那里，意味着一场预谋已久的国际丝绸价格震荡以及这里面的追涨杀跌，四川省井研县的丝绸产业仅仅是拼图的一小块，后面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丝绸产业的毁灭，据说总共花费不超过5个亿而已，以10年周期来看，整个过程中他赚得是盆翻钵满，二十多年以后一个浙江商人告诉我的这一切，他当时只是这个新加坡人的马仔。

　　对于他背后的资本而言，则打掉了中国当时一个重要的外汇渠道，逼迫中国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全盘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中国当时确实也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中国自有自己的安排，他们这种做法确实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导致的震荡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本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双轨制并轨没必要这么急的，也不至于出现“下岗潮”和世纪之交那种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转移带来的就是社会剧烈动荡，社会治安恶化严重，我们实际上是靠的强大的社会管控能力和“党指挥枪”熬过来的。

　　摧毁一个产业的成本其实比你想象的低很多很多，在信息差、制度差异、汇率差各种因素综合之下，甚至都不用动用杠杆就能轻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击垮相当大范围的产业。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可以十分严重，让一个很有前途的经济体瞬间倒退无数年。

　　类似的故事今天还在上演，在南美、在南亚、在东南亚，委内瑞拉、墨西哥、斯里兰卡、越南，国际资本随时随地都能给你表演一场鲜活生动的例子。

　　很少有人能够看透想通接受这背后的血雨腥风，还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摇唇鼓舌，粉饰、美化、歪曲乃至于欺骗，不一会儿你就能在这个回答的评论区里见识到。

　　这种东西跟萝卜其实没有本质性区别，然而更加能说明问题：一次规模三五个亿的炒作，带动一个上千亿资本投入的资金池，最后一地鸡毛之后，始作俑者捞走上百个亿。

　　我有个朋友是在2016年入场的，当时都已经搞出“认购”这种明显的骗局了，有人以“资金不足”为由，出售还没有成熟还在地里的玛咖，冤大头们拿着真金白银“认购”下来然后马上面对崩盘。当地很多农民也参与到了其中，自以为聪明的毁了粮食种玛咖，当然最终结果也是血本无归。

　　到现在还有人在为这场骗局洗地，也不知道是还有人在花钱准备第二波，还是上当的冤大头们自尊心作祟，抵死不认。

　　我记得当时炒作的玛咖价格是一斤“几百元起步上千元不封顶还有上涨趋势”，实际上除了终端零售市场的干制品，我就从来没有在地头收购价见过超过20块钱一斤的收购价。炒作价格和实际收购价脱节，是这种骗局必然出现的现象，你以为你有可能找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销售渠道，实际那是不可能的，一切销售渠道都掌握在炒作者的手里，因为本身就不存在销售渠道，你以为的销售渠道，其实就是他生造的。

　　试问，有几个农民具备搞清楚这三个问题的能力？搞不清楚你就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在起舞，风险它不是大不大的问题，它是你能不能掌控的问题。风险再大你能掌控那都好说，不能掌控的风险，你的结局只能是血本无归。

　　像鸡鸭鱼这种大路货养殖业，粮食、食用油、蔬菜这些大路货种植业，这些产业需求是稳定的，人总要吃饭，资金盘非常大，我国这些基础性农产品市场规模是3.5万亿，想要撬动这个市场需要的资金本身就是天量，还受到国家的严密监管，资本兴风作浪的资金成本、犯罪成本是极大的。

　　“高价值”作物的市场需求是不稳定的，资金盘也不大，像丝绸、玛咖这种东西，你不穿丝绸穿棉布、不吃玛咖吃萝卜，也不是不能活。这就导致它市场规模不可能太大，属于是奢侈品产业，总共全世界也就几百亿、千把亿的资金盘，随随便便动用一点资金杠杆就可以让它价格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国家也在这些领域的监管力度不足，不可能什么都叫国家管嘛，国家最多管一点基础民生，否则公务员队伍太过于庞大你又要骂街了。

　　农村出身种过经济作物的来说一下，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周末假期也是基本上天天在地里干活，所以算是一个体验报告吧。

　　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一个地方能够长期维持状态，大概率在基本经济作物上是相对平衡的。

　　举个例子，我们当地种植的是青椒（尖椒、茄子、豆角都有），就是下面这东西。

　　一亩地，一天产量大概是1千斤，这东西基本上必须当天卖掉，你要是拖上两三天，基本就废了。

　　这东西，普通农民是不会买的，自己家院子就可以种，而且天天吃人也hold不住。只能卖给县城，可是县城人也不多，同样做不到天天吃，别小看1千斤，一个青椒重量大概是100-400g（个别例外），1000斤就2500-10000个了，一个县城一天能吃多少？

　　这还是我们距离县城不到2公里的情况下，要是那些偏远的地方，基本别考虑了。

　　而这还只是一亩地，一个农民要是种5亩地，一个县要是有几百个农民种植，那这些青椒就烂到地里了。

　　因为当地政府曾经投入巨资招商，建设了很大的交易市场，并且建设了冷库等设备。

　　这样才吸引了一些大的商贩来，他们开着大卡车来了，一卡车大概能拉几十吨，然后卖到了全国各地，这样基本上才形成了正循环。

　　我们村距离隔壁村距离大概是1.5公里距离，隔壁村基本上不能种植青椒，土壤不行，气候竟然也很悬殊，当地人俗称土凉。

　　哪怕是同一个村子，村南比村北要早5-10天的种植期，没办法，就是气候悬殊，太让人印象深刻了。

　　气候悬殊的结果就是，果实成熟时间悬殊，只要悬殊10天，那么青椒价格能够从2块一斤掉到5毛一斤。

　　这种气候因素，还要叠加不同的土壤因素，这种土壤可能和不同人的养护方式和种植方式有关，比如农家肥以及化肥的使用量，使用类型等等，以及种植的作物类型，都有关，但是有点偏玄学，至少目前还是没有确定的规律。

　　还有就是距离机井的距离也是很关键，蔬菜特别需要水，稍微晚上几天，可能彻底就废了，而一旦一次水不及时，那么以后就很难赶得上了。

　　经常出现的是，今年大家都种植，于是量太大，谷贱伤农，于是第二年大都停下来，价格暴涨，第三年又跟风全去种植，结果这样一年一年的。可别想着什么跳过规律，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可能别人也会这么想，十分打击种植积极性。

　　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不少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一块地，连续种几年，一定会出现问题。

　　一方面，土壤肥力变的很奇怪，就是无论怎么施肥，农作物就是长不好，甚至哪怕换茬也解决不了，我怀疑是土壤肥力问题，但是这个属于很复杂的农学问题。

　　另一方面，害虫问题。由于农村使用农药，导致大量的害虫被筛选出来，结果就是抗药性，越往后，害虫越猛，很多农药都不起作用了。

　　首先，买卖双方要反复看货选择，重量只是基本的，个头大小，色泽好坏都是议价因素。

　　其次，卖货也有很多类型，既有一口价，往往比较低，也有分类卖，就是过筛子，然后按照个头进行分批次售卖。

　　这样的日子，在青椒成熟期基本上是每天如此，甚至下雨天有人都冒着雨去摘青椒。

　　作为农民，是最能理解“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说法。阴天多云天气冷是让人舒服，可是这种天气是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至于下雨天，偶尔下雨缓解下旱情，人们趁机休息下也是难得，但是经常下雨，那农作物就被指望了。所以很多时候，宁愿晴天热天。

　　农民也是人，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导致不少种经济作物的人得了病，比如腰肌永久劳损，干过几年就没体力严重衰退。

　　经常10-20块钱，可以买一尿素袋，大概100斤多吧，即便这样，也还要烂在地里。

　　可以说，农业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纸上谈兵，别说普通人，就是那些专家们，除非真正深入到一线，否则也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指导。

　　当时，这位黄土高原上的知名作家在笔耕之余，正热情投身于另一项事业，那就是劝说当地农民放弃土豆，种植橄榄，改造环境，脱贫致富。

　　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这辈子都没费过这么多口舌。从村干部到林业局，从学校的老师到寺里的阿訇，能说上话的他都说了个遍，就是没人听。

　　2007年，一部名叫《大明王朝1566》的电视剧上映，收获了很多好评。这部剧的剧眼，也就是剧情中心和主要矛盾，叫做“改稻为桑”问题。

　　给不了解这部剧的读者简单解释一下：在《大明王朝1566》的第一集，明朝政府核算收支，发现入不敷出。内阁首辅严嵩向嘉靖皇帝提议，命浙江30万亩稻田改种桑树，造丝绸通商补贴国库。皇帝当即拍板同意，全剧由此拉开序幕。

　　改稻为桑这件事是电视剧虚构的，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但是，这个虚构的事情确实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非常耐人寻味，就成了流传很广的名梗。

　　网上对改稻为桑失败的原因已经有了很多分析，例如以严嵩为首的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浙江地主商人利欲熏心，改稻为桑会加剧土地兼并，伤害农民等等。

　　就电视剧和明朝历史来说，这样的分析或许已经足够深刻。但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如果脱离了明朝中期的背景，改稻为桑还是件难事吗？

　　换句话说，换个时代，换个地区，换个政府，换个经济模式，农民就会欣然接受新作物吗？

　　其实不只是宁夏，不只是中国。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从非洲到中亚，过去几个世纪当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类似的事情到今天也在发生。

　　在工业化之前，全世界农民生活的环境是类似的，遭遇的困境也是类似的，在改稻为桑面前，他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类似的。

　　苏联作家高尔基有句名言：“哪里的农民都一样。”他对农民的这些看法，没少遭到来自有着激进传统的俄国知识界的批评。

　　然而，这是出身贫苦的高尔基通过亲身经历得到的感悟。从法国到俄国，再从俄国到中国，全世界有那么一种通用的东西，是农民不约而同的共识。

　　西欧和北美在19世纪末才摆脱饥饿的威胁，东欧和拉美是在20世纪中叶，亚洲是20世纪末，而非洲要等到本世纪中叶。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当中来自最先工业化的那批人，吃饱才不过一百来年；人口占比最大的那批人，吃饱还不到半个世纪；人口增速最快的那批人，还没吃饱饭。

　　成千上万年的农业社会史，就是饥饿的历史。充当社会主体的食物生产者，也就是农民，一直在忍受饥饿的驯化。

　　在变幻莫测的环境和层出不穷的剥削当中，传统社会的农民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伦理。这种伦理没有什么复杂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只有一个词：生存。它的第一法则也只有一个词：安全。

　　在农业生产当中，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收获够不够自家的口粮，够不够来年的播种，而不是余粮能换来多少钱。

　　农民关心的不是提高产量发大财，而是避免歉收不挨饿。现代经济学“理性人追求边际量”的基本假设，在古代农民身上根本不适用。

　　这就是“改稻为桑”的核心矛盾所在，如果改种经济作物让农民对所得粮食的下限失去把握，再高的利润都很难让他们冒这个风险。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非洲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者为了创造利润，让殖民政府收支平衡，开始大面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

　　在英属东非，乌干达农民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棉花种植，而肯尼亚农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原因非常简单，乌干达人的主粮是大蕉，能和棉花错开季节生产，而肯尼亚人的主粮是玉米，和棉花种植有冲突。是否影响主粮种植，就是农民决策的唯一标准。

　　在英属西非，殖民者推广的经济作物是可可。可可在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的农民当中推广较快，但是在塞拉利昂农民当中举步维艰，背后原因也是一样的。

　　土地、水源、劳动力，只要经济作物在这三样当中的任何一样和农民的口粮发生冲突，增加了实质性的风险，“改稻为桑”就会无比艰难。

　　上面非洲的例子来自殖民地时期，也许有的读者不能信服，我们再举两个独立国家的例子，而且这一次不是粮食作物换经济作物，而是旧粮食换新粮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泰国和菲律宾是东南亚经济发展较快的两个国家，两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世纪60年代，新品种水稻来到了东南亚。相对当地农民种植的旧品种，新品种的产量上限提高了两倍。乍听上去，这么高的产量根本无法拒绝，然而泰国和菲律宾农民用实际行动投了反对票。

　　在菲律宾，农民不愿意种新品种的原因在于，新品种对水源的要求很高，而当地降水不稳定，这就意味着产量不稳定，下限可能低于旧品种，让农民无法接受。

　　泰国农民发现，新品种水稻对犁地的要求更高，想要种植就必须雇用外村的拖拉机手。农民们认为，陌生的外村人不可信任，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他们宁愿种植旧品种，继续用本村的牛来犁地。

　　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农民忌惮的并不只是“改稻为桑”，如果改换作物可能威胁口粮，增加风险，打破了安全这条第一法则，就算利润再高，“改稻为稻”，都很难推广。

　　近代以来，许多政府拿出软硬兼施的手段，试图挑战农民根深蒂固的安全守则。在讨论那些成功的转型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失败的例子。

　　看了这些例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古代农民对“改稻为桑”有着近乎本能的恐惧。

　　洪水淹没了许多稻田，人们挨饿在所难免。按照往年的情况，凭借越南农村的互助和救济机制，这样的年景还是能熬过去的。

　　1944年的越南名义上是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实际上由日本控制。物资匮乏的日本军队在占领区没收余粮，并且强迫农民种植黄麻等军用作物。

　　在之前几年，这样的日子还可以过活，种黄麻的农民还可以得到比种粮食更高的收入。到了台风突袭的1944年，一切都变了。

　　饥饿的越南农民吃掉了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在1944-1945年间，多达200万人饿死。日本人的“改稻为桑”打破了越南农村的保险机制，造成了巨大灾难。

　　1770年，英国殖民者的地税改革、谷物垄断、棉花和罂粟种植政策引爆了孟加拉大饥荒，近1000万印度农民饿死。

　　在两个世纪之前的“西印度”，西班牙人要求印第安人放弃玉米，改种殖民者喜欢吃的小麦，水土不服和技能不熟练也在墨西哥引发了饥荒。

　　古代农民的经济伦理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形成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在资本的世界当中，利润至上，风险是理所应当的代价，只要利润足够，就没有不可以冒的风险。

　　对于古代农民来说，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风险就是洪水猛兽、恶鬼煞神，不管有多大的利润引诱，都不可以轻易触碰。

　　殖民主义的降临，撕碎了古代农村的自然经济，打破了古老的互惠机制，把大自然和人变成了商品，给他们冠以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两个新名字。

　　但是，殖民主义又不能立刻创造出一个工业化的新世界，在这个名曰现代化的漫长转型过程当中，无数农民充当了代价。

　　正如马克思所说：“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殖民者的“改稻为桑”就是一个剥夺农民生存保障，进而夺取其生产资料的过程。用利润取代安全作为第一标准，本身就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

　　农民的经济伦理遭到了颠覆，古代农民追求安全，就和现代资本追求利润一样，是颠扑不破的基本逻辑。不让资本逐利会杀死资本，逼古代农民逐利会杀死农民。

　　但是，说“改稻为桑”只是在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会造成恶果，也是不公平的，说到底，这件事反映的是社会客观规律，不完全是意识形态问题。

　　20世纪60年代，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开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农业改造计划，也就是著名的“玉米运动”。

　　在这场运动当中，苏联官僚们无视各种自然社会条件的不适宜，强行推广玉米种植，终成一场闹剧。赫鲁晓夫本人也因此被嘲讽至今，成为知名的“苏穗宗”。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赫鲁晓夫时期也有一场相对成功的“改稻为桑”运动，那就是苏联的中亚棉花种植计划。

　　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一直在中亚地区推广棉花种植。在20世纪，中亚成功超越19世纪三大传统产区（南亚、东北非、北美）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产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计划，也造成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后果，例如对咸海环境的破坏，以及中亚官僚的严重腐败。

　　无论如何，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改稻为桑”意味着风险。至于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大自然，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官僚主义，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按照传统方式种植粮食作物，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抗风险能力，让他们最小程度免于饥饿和破产之苦。这是一种笨拙，也是一种积累了几千年的智慧。

　　所以张承志说，西海固的农民不愿意种油橄榄，只是因为他们穷惯了，苦惯了，倒霉惯了。安全至上，就是他们夹在经文里的书签。

　　蝗虫的滋味、台风的滋味、火山灰的滋味、地主豪绅强取豪夺的滋味、殖民商人欺骗勒索的滋味、无能官僚蛮横盲动的滋味，农民们尝过太多了。

　　站在农民的角度，他们经济伦理并不难理解。真正难做到的事，就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本身。

　　现代人读历史，常常代入精英立场而不自知，自以为是客观的上帝视角。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自己有时也会犯。唯有不断学习、反省，才能戒之改之。

　　如果真有“利国利民”的“改稻为桑”，怎还会有“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们？

　　竹鼠养殖的利润挺不错，但是说禁就禁了。华农还能靠网红流量生存，其他的养殖户呢？

　　价值高的作物，必定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可能是更高的成本投入，或更高的技术需求，或更大的失败概率。世人都不是傻子，如果低风险高回报，大家早就一窝蜂去干了，价值自然也会被拉下来。你看到的是盈利，但农民更多考虑的是风险。很多风险是无法预见也无法躲避的。比如本来很赚钱的东西，大家都来搞，产量暴增，导致供不应求。你能管得了别人？你能管得了市场？农民们没有足够领先的信息渠道，等他们发现什么东西有搞头时，往往都已经没什么利润了。这还算好的，要是遇到竹鼠这种情况，血本无归，你找谁说理？你敢担保自己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大部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很低，一年半载的投入打水漂，对他们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不要用知乎人均30w的心态去看待大部分人。就是那些线w的人，断一年收入估计骂的比谁都狠。越是抗风险能力低的人群，选择越倾向于保守。因为别人失败了还能保底，他们失败了可能要命。

　　这个问题真的是正中下怀啊！我老家是东北农村的，家里种草莓的。东北天冷，需要建大棚在里面种草莓，就是比较出名的丹东草莓。冬天成熟价格很高，刚熟的时候一斤60块以上。

　　就在今年我叔家也想弄草莓大棚，一个有点规模的大棚一年赚个15万不成问题。

　　因为这个政策我叔买好的钢材都不得不退回去了。赔了一万多。地改种苞米 了。村里给的理由是现在俄乌战争，要保证国家粮食库存，政策要求种植粮食。

　　我是种葡萄的，价值奇高无比，不是您在水果摊买的三块五块一斤的葡萄，那个没意思。我是将葡萄酿成红酒，一瓶500毫升，还没陈化，当年卖新酒160元一瓶，一年的产出48小时就卖光了。原本我这个右下角有个“卖酒”的按钮，结果不得不改成“酒卖完了”：

　　那天晚上，我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算盘打得飞快：500毫升酒重量约1斤，按1.5斤葡萄酿出1斤酒的线元/斤。堪称葡萄界的爱玛仕，农作物界的 Louis Vuitton。更神的是我这个葡萄还特别高产，简直是葡萄界的英雄母亲，我亲眼见过隔壁市有些农民一棵树种出来100多斤，保守一点，哪能年年风调雨顺，按照每株葡萄产果实50斤，那么一棵葡萄树的年产值为107*50=5350元。

　　我的手开始颤抖，难不成我为乡亲们找到了住在山沟沟里足不出户也能年入百万的致富之道？难道2023年度CCTV-7带领全村脱贫的农村十大杰出青年要有我？100万除以5350元约等于190，也就是说我们村口穿着军大衣、拢着手一天煮一顿饭、老婆前年跟人跑了的王大爷与年入百万的距离仅仅是190棵葡萄树！这，老婆不得回心转意，重新投入王大爷的怀抱？

　　2022年我在山上种了一年的地，如今，年都过完了，酒也卖光了，我发现我去年的总收入大约在5350元。然后，我开的这个老吉普车，特别善于爬坡，但特别耗油，从山上的家里开下山到公路上，再开回山上这样一个来回需要燃油约25元。

　　对，就是这辆车。车底下是我的狗，旁边是我老婆，基本上全年里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山上。我的狗最喜欢的事情是让我开着车带他出门儿，他把头伸出窗外看看山外面的大千世界，像这样：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还有什么比让老婆和狗都开心更重要的事呢？于是，我时常开着车带着老婆与狗子一块儿下山，去距离最近的城市吃个烤肉、看个电影、做个马杀鸡，早晨迎着朝阳出发，回到家时天已黑透，来回有一百多公里。一天结束，人也欢喜，狗也愉快。就这样，我每个月要加三次油，是村里加油站的超级VIP顾客，一年烧掉汽油价值约14000元。所以，基本上我2022年烤肉电影马杀鸡都不算的线元。当然啦，也不算我去铲羊粪堆肥，以及村里大哥帮我挖土翻地的工钱。

　　那你会问，为什么只收入了5350元？不是一棵树就产5350元吗？事实证明，中国多数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们没有真的像我一样当农民种过地，所以他们论文里的指标是理论值，不能严格指导生产。我发现，要让我的葡萄树结出50斤葡萄来非常轻松，秋天在它成熟峰值到达前一周采收的话，每棵树都能完成指标。

　　比较难办的是，我这是酿酒葡萄，在产量峰值时它的糖度只有17%左右，并不满足酿酒要求；果柄与蒂还未熟透，如果浸泡发酵，丹宁以外没有芳香却有苦味。而熟透以后仍然挂在树上延迟三周左右采收的线%以上，果粒与柄都芳香浓郁，一串串相当诱人。但这是要命的三周，山林里的鸟儿们，马蜂们，还有最危险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哪一样都得罪不起。三周后，你会发现，每棵树剩下10斤葡萄也是相当欣慰的。（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马蜂是怎么作妖的）

　　于是我们要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保住50斤产量？保住50斤，就保住了100万。

　　有一些天才的酿酒大师发现，在葡萄没熟透前，鸟儿马蜂都不爱吃，雨水来了也不坏，产量奇高，赶紧张罗着十里八村的老乡帮忙一个清早就采收完成。一测含糖量16%，说没戏，酿酒大师于是拉来两卡车冰糖往发酵罐里一倒，搅和匀了，放在糖度计上一看，乖乖，25%，倒是很甜，就是葡萄味儿没剩多少了，酿酒大师说够不够，不够我给你再来两车，直接改酿甜红都能办。酿酒大师发现，自从加上冰糖，不光糖度够了，经济效益也上去了，冰糖多少钱一斤？葡萄酒160一斤，所以加得越多，效益越高。

　　老板们着实赚了几年好钱。冰糖加到极致处，酿酒大师说，算了干脆自己别种葡萄了，从农户那儿收购多好啊。老板说这样不太好吧，我们是红酒厂连葡萄都不种了怎么品控，农户为了产量有三大招：农药化肥提前摘，到时候糖度酸度芳香度什么也没有怎么办？酿酒大师赶紧又摇来一卡车，冰糖酸剂添加剂，老板你看还差什么，不行我再来一车葡萄干。

　　自此，酿酒大师的厂里冰糖越加越多，红酒越卖越便宜，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从此再不提品质不参加品酒。不是法国人会种地，终究却是我们的酿酒大师太聪明啊。

　　这种方法搞到最后，供应链底端的农民种价值再高的葡萄，还是保不住100万。

　　另外有些酿酒大师，原则还是有的，认为红酒厂怎能不种葡萄，酿红酒哪能加冰糖？要有匠人精神，不能加，这是底线。葡萄熟透以后挂在树上，眼见着一天天少了，头三五天还能顶住压力，结果一场秋雨浇在园子里，雾汽水汽小飞虫小蛾子，鸡犬升天。

　　老板说赶紧给我喷。于是酿酒大师也崩溃了，带着人摇着无人机一番操作，葡萄保住了。雨过天晴，太阳下狠晒了三两日后，大家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麻溜采摘了葡萄，说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哈哈哈。

　　然后有一天记者采访老农，就出现了那段著名的场面，老农说我酿的酒你们喝不喝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不喝的。

　　第二年秋天葡萄还没熟透，酿酒大师又来说老板我们酿红酒的要有匠人精神，得有底线。老板说底线你妹底线，赶紧给我摘了。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农民在种高价值作物时面临的困境：如果你老老实实种地，会发现这个作物耕作成本很高，所以并不见得高价值，还会中途面临聪明大师走捷径的竞争；如果你也走捷径，聪明种地，不出三五年，你发现这个作物已千疮百孔，不再高价值。

　　2006年，临村种了一片不知名没见过的植物，应该是爬藤的，搭的架子，小苗还很小。后来一问才知道，五味子。

　　那阵子上初一，每天上学都能路过，一点看它长起来，据说是2-3年才能结果，后来很茂盛了，开花非常香，我感觉跟金银花差不多，就是很远就能闻到。结了果子红的，一串。然后卖的很贵，第一年基本就回本了。

　　附近的听说这玩意赚钱啊，都种植了，把地开荒了，搭架子（水泥柱子+钢丝）。但是，等他们的结果了以后，产量提升了，又不值钱了，这时候临村已经把架子拆了，盖大棚了。

　　像这种种植周期长，市场价值不稳定的东西，农民是不敢自己挑战的，用我爷的话：别人挣钱是他有本事，我不能冒那个险。

　　回家两口子一商量，觉着现在种枸杞的人肯定很多，种枸杞来钱慢且费时费力，不如直接育苗枸杞树，一年就能育成材，第二年就能卖苗子，效率高，回本迅速。

　　和家其他人一商量，家人也觉着这个不错，而且表哥也是个手艺人，这几年帮人盖房子攒了十几万，天时地利人和，全家人说干就干。

　　第二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选合适的苗子。可惜表哥为了省钱贪便宜，选了已经没多少人种的老种苗。老种苗结的果粒小，糖分低，产量也低。

　　第三步，建小温棚，育苗。当时已经六七月份，要想赶明年就能卖苗子，就得赶紧把苗子种但地里。凭家里几口人根本就忙不过来，表哥心想该花的钱必须得花，这个时候不是省钱的时候。农村最不缺的就是闲在家的妇女。

　　所以接下来三个月，表哥家地头上天天至少有三四十十人在整地、剪苗子、种苗子，农村人干活一般都是当天结工钱，今天不给的明天可能就不来了。结果干到一半时，手里的存钱已经用完。表哥心想只要今年能抢种完成，明年连本带利就回来，一咬牙，又贷了款，不够，又在亲戚名下贷了一些。终于赶十月中旬地里全部育上了苗。表哥每日在地头看着已经茁壮生长的枸杞苗，畅想着赚了钱后的日子。

　　然而就在第二年开春，事情渐渐的和他预想有了差别。首先是之前答应买他苗子的邻居听说现在那些种植枸杞的老大户，都改种新品种的苗子。新品种的苗子果大、口感好，产量高，他已经去看了，准备买新品种的苗子。

　　表哥心里有了一丝丝的不安。不过问题不大，去年一个冬天的时间，他已经联系了好几个准备种枸杞的人家，其中有一户准备种将近百亩的枸杞，能把他育的苗子包五六成。

　　但他还是想的太理想化了，能种百亩的大户前期怎么可能不调查苗子的优劣呢。果不其然，一没签什么协议合同，二又非亲非故，大户也选择种其他品种。表哥一家脸上没了之前畅想的笑容。再后来周边都知道他家育的是老品种的苗子，没人要。

　　两口子看着满地卖不出去的苗子，再想想莫名其妙的贷款，感觉胸口有巨石压着，呼吸困难。

　　再后来，卖了牛羊，卖了房子，两口子吵架的日子逐渐多了起来。直到一次吵架两人动了手，媳妇儿回了娘家，经过两家长辈的扯皮吵闹，最后离婚收场。

　　种地不是把种子撒地里就完事，就跟投资一样，高价值有可能意味着高风险。而中国大地上大部分农民家境一般，也就意味着抵御风险的能力差，有可能一次错误的判断和投资会导致无法承受的后果。

　　我妈单位以前定点扶贫，联系一个贫困村。那个村为了致富想了个办法，全部改种西瓜。

　　几万斤是个虚数，我妈说的。具体种出来多少斤不清楚，实际上只会更多不会少。反正每个干部家摊派了几袋，让自己买。

　　为什么不挂电商平台卖：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电商和物流都还没那么普及，早年大家应该经常看到那种“水果滞销帮帮我们”的新闻。

　　西红柿吃过吧，一年种三季，产量3万斤往上，近年本地最低批发价没跌出过1元，种一年西红柿的毛收入≈3万元

　　1.一亩西红柿的种植首先需要1万多搭棚（最经济的可重复钢架，如果不搭钢架提高可重复率，成本会一直上升）

　　1.一亩西红柿一年的播种量需要的整地、灌溉、施肥、育苗，大约需要接近5000元

　　2.一整年的田间管理大约需要最少一个人（忙时两个最少）用掉全面二分之一的工时，如果需要自己售卖工时成本会升高至5分之4

　　算完这些你会发现，投入上万元、一年大部分时候在忙碌，结果收入还不如去工地干活两三个月挣得多。。。别说种更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连踏马地都不想种了。

　　2.加大技术与管理投入，提升产量（比如专业人人员一亩地一季就给你干出一万五、两万斤）、提升生产管理水平（比如针对市场优化的生产计划比去年什么贵种什么的田间赌徒好太多了）

　　你会发现，农业从来就是非常耗钱、耗人力、依赖科学技术的行业。农民不能种高价值的农作物很大程度因为他们投资不起，劳动力不足、资金也不够、技术更是不懂。他们都只是农业中的劳动者，并不具备其他角色属性，他们只是不得不依赖土地生存。

　　《致富经》节目听说过么，看过一期大鲵，就是娃娃鱼养殖，节目说收购价一万多一斤，成本只要几百块。

　　我立刻愣住，因为当天午餐我请客，硬菜就是这个，清清楚楚记得一斤是588元。上网查，批发价200多元吧，还看大小，3斤以上大的贵一些。

　　还有河虾养殖，的确利润高，很高很高，老家远房亲戚要养，的确养了，结果虾壳子都不剩，因为村里人缺德，给他的虾塘丢进去两条黑鱼。

　　价值高不代表每年都收益高，经济作物价格波动很大，比如西瓜，非必要消费品，非常依赖供需关系和不确定因素，比如今年的疫情冲击下的运输问题，成熟了运不出去了，不像粮食放几年都不坏，结果就是大量的丢在地里烂掉。家里种过梨树、李子、芦笋、黄花菜、葡萄等等经济作物。基本流程是大家发现某个经济作物某一年非常赚钱，但当你的树长成，可以稳定产出的时候，大家的产能也都上去了，价格就下来了，基本赚一两年钱，就要经历几年的低价区间。

　　如果持续维持两三年不赚钱，大家又会去毁掉之前种的经济作物，去找新的经济作物，尤其是种植周期长的水果类，投资很大的，毁掉都是成本。所以不能光盯着某些经济作物在某一些时间赚钱，而不考虑价格波动带来的长期投资和收益，大赚是少数人且特定时间，多数时候附加值没有那么高，有赚钱的时候也有烂在地里的时候，还经历过梨没人收，从树摇下来一袋五块钱卖给榨汁厂的时候。

　　基础作物现在基本都是机械化种植，结合现代育种技术的加持，产量上来了，药也打的少了，基本都是种下去以后，灌溉打药需要付出少量的劳动力，其他时间都可以去干一些附加值更高的劳动，比如去城里打工，收益远高于种那几亩地，这也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潜在反哺。人们面临权衡时候的取舍，农民也是这样的，肯定选择收入更高的，且相对更加稳定的劳动。

　　所以农村的空心化，老龄化是非常普遍的，不是逢年过节，都很少看到年轻人，真正留下来种基础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都是中老年人，七老八十还在地里干活的大有人在，他们是经济作物的主力，经济作物往往需要更高的劳动强度，实在干不动了，再选择劳动力要求比较低的基础作物。

　　结合起来，这两个点还是非常影响决策的，一个是经济作物价格波动大，长期收益也未必都高，非常依赖市场的供需关系。另一个是基础作物对劳动要求低，可以省出大量的时间去做收益更高的劳动，当然也不排除人口结构上移，农村的老龄化逐渐就干不动经济作物，年龄一大，很多疾病就来了，转而选择基础作物的种植。